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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科大

时间:2019/5/8 3:31:05 点击:

  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国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自1958年创建以来勇于超越、科教报国,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强调抓好科技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我国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自1958年创建以来勇于超越、科教报国,向世界科学前沿领域探索。新世纪以来,在量子通信、铁基超导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科大现象。是什么动力,推动中国科大不断攀登科技高峰?是什么精神,支撑中国科大人不断自我超越?新华社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科大,解剖样本,探寻答案。

  在中国中部,合肥地理和资源优势并不突出。但过去10年间,合肥在同类城市中厚积薄发、崭露锋芒:年发明专利激增27.9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猛增4.8倍,拉动经济总量年均14%以上高速增长,从中下游跃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

  地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是一所低调甚至是被低估的高校:这里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镇和主力军,曾经中国一半省份的理工科状元都被包揽于此,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在这里。

  合肥的主政者说,科大是合肥“最亮的亮点”和“创新名片”,合肥的科技创新成果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而科大人说,对合肥有感恩心,更要有回馈心。

  近半个世纪,闹市中的净土,校园外的都市,如何从“两两相望”到守望相助,背后又有几多“快意恩仇”?

  今年5月,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由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研制成功,这是他们继去年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之后,再一次闯入“科学无人区”。

  “什么是‘无人区’?就是一旦走错了方向,可能半辈子就要白费。”但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勇坚信这个方向没有问题,“看准的路就要走下去!”

  “科大低调、务实、创新的精神,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合肥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说,早在2004年,合肥就申请成为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这种求新导向,推动城市“无中生有”,瞄准前沿产业持续发力。

  如今,合肥确立城市品牌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成为吸引海内外人才前来工作、交流的一方热土。

  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说,外界认为科大在合肥是一种地缘劣势,但反过来看也是一种地缘优势,因为合肥有“放得下一张安静书桌”的科教氛围。

  曾经一度,随着不少外迁学校的回京,受到生源等限制,科大为是否回京或转移它地也纠结过。事实上,由于北京、上海几所顶尖级高校的地缘和资源优势等多种原因,科大相比过去招生已是稍逊一筹,但凭借极高的国内外声誉,依然有大量有志于从事科技研究的理科生慕名到合肥上科大。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合肥不沿海、不沿江、没有大矿,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大型工业项目布局,基础相当薄弱。中科大的落户,使城市有了一种‘发自内心感到自豪的东西’。”

  一张蓝图绘到底。到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对合肥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71.6%。科技创新,使合肥这个昔日“经济薄弱、面目模糊”的省会城市,拥有了较为优良的经济结构、特色鲜明的文化内涵与城市标签。

  在中国科大校园草坪上,安放着一座毕业生赠送的“孺子牛”雕塑。这座雕塑如今已成为科大人的“精神图腾”。

  科大自创建起就勇闯“中国科学无人区”,再到探索“世界科学无人区”,从攻克“两弹一星”、筹建同步辐射加速器到研究铁基超导,发射暗物质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大人将科技创新突破与国家发展命运紧密相连,一次次向科技前沿进军,始终解答着时代对科技的追问。

  “量子GDP”——说的正是中国科大校园里3位量子科技院士级带头人郭光灿、杜江峰、潘建伟。用三位“大牛”姓氏拼音首字母组成的“GDP”,成为国际学界赫赫有名的中国量子科研“超豪华”团队。

  16岁时进入科大少年班,现任学校物理学院执行院长的杜江峰,28岁时进军量子计算实验研究领域,带领团队取得了多个国际学界的“第一次”。

  发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今年6月“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回答了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百年之问”……41岁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潘建伟,带领团队在量子通信方面站在了世界科研的前沿。

  科教报国,追求卓越。近60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大人秉承“两弹一星”的精神,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着科技之问,向着科学前沿“无人区”进发,科大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中坚力量。

  发帖者提出科大暖气费应该按流量还是面积计算更为实惠,引来各院系师生争相留言,用各种算法来求解和模拟,甚至考虑到江淮水质、土壤成分、路面导热性、水管畅通速度、损耗系数等诸多变量,计算公式满屏飞,这个有些“家长里短”的问题俨然成了一道科学命题。当然这其中不免有些戏谑成分,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大的科研氛围之浓烈、“底气”之厚实。

  底气,来自执着求知、守朴归真的价值本色,来自于尊崇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导向,更来自于国家实力的增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进入新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世界主要国家争相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

  量子信息、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纳米材料、生命健康……中国科大瞄准新的“科学无人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找准方向、重点布局、发起冲锋。

  作为全国高校中出了名的“出国大户”,科大近年来已悄然变成了“回国大户”。以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为例,仅科大入选回国的校友数量,就占到全国入选总人数的九分之一。“科大是我的基石,报效祖国是我的梦想,我喜欢待在这里。”卢征天教授说。

  “科技强国,等不来、买不来,只能靠自己干出来、闯出来。”潘建伟院士认为,科研就是要敢为天下先,想别人还没想到的事,立志开辟全新的领域。

  中国科大在中国一流高校中成立时间最短,至今不到60年,但她却是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和“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成果数最多的高校;

  她办学规模很小,在诸多高校扩招的背景下,1860是招生“恒数”,但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就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校之首,量子通信、高温超导、智能语音等一批尖端科技成果跻身世界一流方阵……

  科大之问,既是在当今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背景下对科技创新理念的再认识,也蕴藏着人们对如何去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所发出的追问。

  2009年的一天,潘建伟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完“复兴之路”主题展后,给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分别发去短信:“希望努力学习,早日归来,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陆朝阳与老师潘建伟有一个“心灵契约”,老师推荐他去英国剑桥大学学习量子技术,他承诺学成回国效力,把最新理论和方法带回来。

  此前,2008年潘建伟和他在德国的团队整体回归中国科大。他那些分赴海外学习的弟子,也以极高的“归巢率”陆续回国。如今,潘建伟和陆朝阳等不负约定,他们的团队不仅实现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升空,而且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科研成果近年来屡获国际“年度物理学重大进展”。

  创办于1958年9月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初衷是为研制“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技人才。首任校长郭沫若起草的校歌《永恒的东风》中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凝聚成了科大精神。

  科大校园内的路名少有韵味:“勤奋路”“红专路”“理化路”……;更简单的是系名:一系,数学系;二系,物理系;三系,化学物理系;四系,近代物理系……;连校内教学楼和实验楼,在科大人口中也被简化成教学一教、二教、“十八层大楼”……

  大象无形,简单质朴。科大治学严谨,学术之风浓厚。几代科大人保持刻苦严谨的学风校风仍是中国高校中醒目的一道风景线。

  “今天同学们来到科大,一定要知道你选的专业、你从事的行业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格局中的单点创新意义是什么……”2017年5月26日,科大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大一新生最后一节“科学与社会”课正在进行,科大校友、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正在讲授人工智能走势。

  让大师、教授执教一线是科大的传统。科大的学院院长、系主任大多由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院士、专家兼任,学生有比其他大学学生更多的机会与科学大师对话。

  在科大,有崇师尊长之传统,但少有论资排辈之弊端和学术门户之见。从建校初期,老一代科学家们就带来了学术上“和而不同”的良好风气。数学系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三龙”同掌一门课,轮流登台授课,按照各自风格培养弟子,在校史上传为佳话。如今,在科大量子研究领域,郭光灿院士虽与后辈杜江峰、潘建伟等人的研究路径不同,但并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为晚辈让路铺路的宽容氛围仍是美谈。

  能否是一流的大学,不在级别高下,不在追名逐利,而在是否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否守得住“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报国育人志。

  “多年来,科大人始终坚守科技报国、锐意创新的执着,严谨的校风既体现在一代代先生的治学风骨中,更浸润在一批批学子的举手投足间。”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说。

  走进科大,仿佛置身一方净土。没有车马喧嚣,没有市井浮躁。满目所见,是行色匆匆、背着双肩包的师生;两耳所闻,是关于课程公式、实验数据的探讨。

  “处处皆有大师,转身即可讨论。”这是科大人最怡然的场景。学术一流,学风醇厚,集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之优秀学子,曾有“不要命的上科大”之称。

  中国科大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前些年科大的二教楼晚自习时突然停电,于是同学们又喊又叫地往楼下走,中途突然又来电了,正在下楼的人潮立即回流。几分钟之后,整座大楼已是鸦雀无声。有旁观者惊叹:“科大人学习起来真可怕!”

  “来到科大,会意识到老师和身边同学的价值追求,更加注重的是对祖国、对科学的赤诚,人就会变得不俗。”马上就读大二的00后姑娘郭尖尖在科大的熔炉里淬炼成长着,“我承认我被影响了、改变了!”

  正如科大校友、中科院院士王志珍所说:中国科大拥有大学自己的独立性,保持着圣洁与宁静。“在科大,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尊重学术是科大文化的基本色。也正因为如此,科大人不跟风、不盲从、不左顾右盼,拥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魅力。”

  天使路,这条中国科技大学中有名的校园道路,两侧是郁郁葱葱、高耸挺拔的大树,路旁矗立着一座五层小楼,繁茂枝叶掩映着五个别致的大字——“少年班学院”。

  在外界看来带着神秘、传奇色彩的少年班,有几多故事?开办39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嬗变?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进“中国科大少年班”,一探究竟。

  中国科大曾做过统计,过去38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共毕业超过3400名本科生,约90%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毕业10年后的学生中,有超过200人成为国内外名校和科研机构教授;另有55%投身于企业界、19%活跃于金融界,在世界500强任职者达到35%。

  早在197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就向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议——中国要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少年班的设想由此浮出水面。

  彼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科技人才严重断档,“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问题。从少年人才入手,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状况,能使全国各类人才培养步入正轨。

  少年班学院目前学生绝大多数是16岁到18岁,不再像开办之初那样低龄。在上世纪80年代各校一哄而上办少年班的那段时间里,过分追求低龄化成为一个误区,当这所学校招了个13岁的学生,另一所学校就招个更小的孩子进行宣传。

  如今,科大少年班学院由三部分学生组成。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年班学生,16周岁以下的高二(含)以下学生,先高考、后复试;第二种是理科试验班,是从当年高考录取的普通本科生里选拔出来的优异学生;第三种是创新试点班,对象是年龄17周岁以下的高二(含)以下学生,先高考、再复试。

  从选拔上看,早期学校还拥有较大的自主招生权,如今随着高考制度的完善,高考分数基本成为选拔的“硬门槛”。和外界猜测不同,选拔没有专业的智商测试,而是通过笔试、“现学现考”、面试等多个复试环节,从1986年起还加入了心理测试。

  少年班招收的学生不是“偏才”“怪才”,而是文理兼备尤其是物理、数学擅长者,他们毕业后大多选择继续深造。

  大四的2013级少年班学生陈欣怡告诉记者,大一时最担心的就是数学月考,一次月考下来全班大面积挂科二三十个人。“大家都挂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慢慢学就赶上来了。”

  在这样高强度的学习环境中,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适应。记者了解到,有学生跟不上节奏,还有人沉迷游戏,甚至不能自拔,最终退学……

  就如少年班曾经走过的波折一样,这些学生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大部分人意气风发,但仍有人遭遇坎坷,最终要成大器,需要修炼的东西还有很多。

  历经39年风雨,少年班已经由当年几十人的一个班,发展成以“少年班”命名的每届约300人的学院,培养宗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由最初培养顶尖科学家转为培养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曾任中国科大校长的侯建国认为,少年班同学思维敏捷、兴趣广泛、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强,对科学研究兴趣浓厚,可塑性大。为此,少年班是科大许多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求实、求新、求变,一直是少年班教学主旨所在。少年班教学模式始终在不断探索调整,大约3至5年办学方式就有小的调整。少年班教育改革探索,既是一步步经验积累的产物,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

  1987级庄小威,34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物理系双聘正教授,是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

  王永,现任中国科大信息学院副院长,参加1978年秋季高考,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同班的,还有如今的百度总裁张亚勤;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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